《全球通史》
终于读完这本大部头，而且还刷两遍😭，总的来说不错，收获不少，简单写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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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本身
我看的是目前市面上最流行北大出版的，也就是所谓的第7版，最后去翻了翻书评，发现大家都对上海社科院出版的赞誉有加，于是去孔夫子旧书网淘到了上科院版的影印版，迅速过了一遍，先说区别：
- 内容延伸：上科院版的内容是冷战结束之前写的，所以并未写到冷战结束以及之后的事件；第7版作为最新版，加入了冷战结束，内容延展到90年代末。
- 序言部分：上科院版的包括斯塔夫里阿诺斯当年写的中文版序言（其中他提到了他担心中国学生在阅读时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还有张广勇写的导论“走向全球史”，很长一段文字，从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一直写到当下。第7版的序言则包括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新版本序（解释了新版本的出现是因为新世纪需要新史学）。还有刘德斌写的第7版推荐序，还有高毅写的他关于作者本人以及全球通史这本书的分析与探究。
- 章节改动：对于第7版首先是每编每章前面的序言几乎是整段整段地删除或缩短，其次，上科院版的第一章是“世界史的性质”，作为引言式的一章，在第7版中被删了。上科院版的《1500年以前的世界》的书末有对于对在前面的所有地图的一个概况与分析，第7版中则没有。在下本书中，“西欧扩张前夕的儒家世界”中。上科院版中有一节“中国与纳贡制度”，在第7版中被删了。在“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一章中，上科院版有六节：土耳其，阿拉伯中东，北非，波斯，印度，中国。而第7版中只有四节：土耳其，阿拉伯中东，印度，中国。第7版关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还单独开辟出一章来叙述，而这部分内容在上科院版本中只是草草带过。
- 上科院版内容全面，结构严谨，第7版在增加故事性文字的同时，却牺牲了内容的全面，对内容整段整段地删，使其支离破碎。比如“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一章中的“中国”，上科院版从五四运动开始，主要写孙中山和常凯申的革命，最后提到国内的共产党以及内战与长征。第7版将三民主义，黄埔军校，北伐战争，蒋介石血洗左派以及蒋介石在中国经济与外交领域的建设这些内容全部被删除，只保留原文最后的部分，也就是国共内战部分。
- 关键细节删减：在“明朝的民族优越感及后撤”一节中，“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这句话在第7版中被删掉了。
上科院版：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第7版： 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抛弃祖先坟墓的人，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书的内容分析
既然是一本历史书，那当然也可以从时代背景来分析这本“全球史”，1998年12月推出最后一版（目前见到最多的一版），虽然作者在强调其全球史观，但是在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整个20世纪90年代正是欧洲民主理念在全世界大放异彩的时候），内容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欧洲中心论，不过以我有限的阅读量，他还是较为公正的正视了一些历史事实，这可能也是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的原因吧。不过对中国部分的史实叙述可以完全略过，阅读时只要可以找对应时间点的国内书籍辅读即可。大篇幅的完全错误，随便罗列几点：
- “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反对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力量，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1232年宋理宗赵昀决定和 蒙古夹击金国，其后攻克邓州、蔡州。什么时候有联金抗蒙这一出?
- “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学过初中历史的人都知道科举制是由隋炀帝开创的，怎么到了汉朝就有了？汉朝时选拔官员的制度是察举制，虽然也辅以考试，但是全国竞争性考试就是无稽之谈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 “1433年，皇帝突然下谕旨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辈。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稍微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
不过涉及欧洲历史的部分还是很值得一读，内容全面，详略得当，有时间可以以此延伸开看看更多相关事件的书籍。以前只知道古希腊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8世纪的至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共和国征服为止，但是这次了解到古风时期，是古希腊的一个子历史时期，比如影视作品里提到的索福克勒斯、希波克拉底、菲迪亚斯、苏格拉底、修昔底德等都是后古风时期（前540年到前480年）的。还有希腊化时代，从亚历山大逝世开始到罗马共和国征服希腊本土，因为这段时期古希腊文明主宰整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文明，所以19世纪后西方史学界称此地这段时期为希腊化时代（希腊古典时代和罗马文化间的过渡时期），耳熟能详的欧几里得（前325年－前265年），阿里斯塔克斯（公元前310年－前230年）史上有记载的首位创立日心说的天文学者，阿基米德（前287年－前212年）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后，整个马其顿帝国被分割，并在前280年稳定下来并形成四个主要的王国，安提柯王朝在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托勒密王朝在埃及，首都在亚历山大；塞琉古王朝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首都在安条克；阿塔罗斯王朝在安纳托利亚（土耳其），首都在帕加马。这部分算是填补了我一些历史真空。
书的内容摘录
作为历史学家，叙述中难免穿插自己的看法，作者的一些见解非常值得深思，下面摘录一部分我非常喜欢也接受的观点。
伴随经济上的分散而来的必然是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收入的减少，帝国大厦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甚至慢慢地开始崩溃。但是由于帝国的疾病是“机制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不过，严格管制不是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虽然下禁海诏书的确切动机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却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够颁布禁海令，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由于制度结构上和海外拓张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中国的力量却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如此一来，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伟大的“天朝”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却走向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的追求注定要成功，因为他们具有专门技术、经济实力和活跃的思想，并面临着其他君主国的激烈竞争。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还就此展开了狂热的竞争。
可以说，日本人既离大陆非常近，近到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又离大陆非常远，远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其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擅长于借鉴的民族，但由于它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较之其他在人数和发展水平上与其大致相当的民族来说，它的文化中有更多的部分是它自己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西方记者曾向那些年轻的绑架者们（德黑兰绑架事件）提出了许多书面问题。而后者则作出了如下集体回答:“西方文化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个使人远离本民族的工具。他们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来使之服从其统治。”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仅限于年轻的激进派。许多持各种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赞同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提出，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模式。他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贬低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产生一个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私自利的社会。他同样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它强调经济事务和国家活动，个人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因而使生活丧失了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因此得出结论说，“各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实现其功能的道路…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社会为榜样加以改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殊情况的建设和发展战略。”面对西方全球统治的反对不足为怪。因为这种统治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偏离现象，它产生于错综复杂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因而它的存在也必定是暂时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当前地区自治的力量同样也正在主要西方国家内部兴起，那些已经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亚群体也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英国也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分离主义者。而法国则也正面临着来自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的挑战。
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即从约500年到1500年，西方都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然而西欧的这种不发达较之中国的发达反而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反过来成为抑制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明，并将外国人视为“野蛮人，中国人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认为从这些奇怪的“大鼻子野蛮人”身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值得他们学习。在从一个历史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中落后的边缘地区反过来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形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各古代文明期间（公元前3500年一前1000年）中东是发达的文明中心地区，它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革新。但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地区在从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的转变中却落后了。而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边缘和比较落后的地区，在古典时期富有创造力的革新中充当了先锋。这些革新中产生的新事物包括儒家学说、印度教和基督教等新的宗教信仰，以及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等技术的有效利用。这种发展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事事领先”，人类学家将此称为“遏止领先法则”。该法则认为在转变时期起先最发达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将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则可能更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逐渐处于领先地位。今天，西方社会作为中世纪西欧的继承者，已不再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而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法则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明显的。
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在人们的眼睛上蒙上一层厚厚的膜，即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然很有朝气地致力于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1823年他们又成立了反对奴隶制度协会，倡议不仅结束奴隶贸易，也要结束奴隶制度。工业革命的进步帮了这些废奴主义者的忙；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为不断进步的技术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经失效，因而他们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够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奴隶贸易消失的真正原因）
Dessert
为维基百科词条十四点和平原则提交了修改申请，不知道能不能过。内容来自书中，于是去查了相关文献证实：
尽管调停人通常会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却绝对不会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做。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就能清楚地觉察出这种差别对待:这一纲领明确地阐明了应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纲领》第五条宣称:在殖民地，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视；政府的权利范围应予确定。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在决定着这些“利益”是什么，因而其结果也就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以外交会议订立和约的先例。基于各个主权国家共存的概念，由于权力平衡，国家间的侵略战争得到遏制，反对干预别国内政的准则开始得到认可。这些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尤其是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流行成为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中心原则。
